马岩松红了。源于他设计的“玛丽莲?梦露大厦”在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中标。至此，那些骂他只会在图纸上设计的人息声了。

　　历史就像一个圆桌，要发言首先得有坐在桌边的权利。“跟世界对话，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让世界知道有人发出声响来。”马岩松一本正经地说，“我获奖至少可以让我争取到坐在桌边的权利，而后才获得发言的机会，提出社会问题。我的目标是走出中国走到国际上去。这几年，很多外国设计师到中国来，但中国建筑师很少能到外国去，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走出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

　　32岁了。无论如何，马岩松都已经走在通往历史圆桌的途中。

　　“建筑要解决当代问题”

　　在当下中国，建筑界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四合院延续着童年记忆中的文化血脉，写字楼则呼应着成人生活中的当代现实。新世纪以来，城建成为两种声音的对决，一边是外国建筑师的实验，一边是中国专家的保护，至于新设计力量的“中坚”张永和们，他们致力于在新建筑上复活传统。至于怎么复活，没人说得清楚。

　　马岩松同样曾经生活在四合院里。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这么大，小时候经常骑车横贯东西长安街；也没什么高楼，最早的都市体验还是一部叫做《高楼逸事》的电视剧，那种对于高楼内人际生态的灵异想象似乎预示着一个大都会的到来。对于小学就留长发、跳霹雳的马岩松来说，他的看法似乎有点数典忘祖：四合院并不是特经典的居住形式。胡同里有官兵站岗，不许交头接耳，皇城没有公共空间，每一个院子就是一个牢房。

　　马岩松的胆子不小，想象力也丰富。他把天安门广场设计成一个公园，绿树成荫。

　　马岩松师承的是库哈斯的传统，他的美国老师是库的学生扎?哈迪德。马岩松的设计即使在美国也显得过于激进，重建“世贸”的“浮游之岛”虽然被建筑专家叫好，却被另一个极其平庸的设计取代。图纸似乎只能是图纸，但图纸还意味着乌托邦，德国的包豪斯和法西斯，前苏联的共产国际，这种对于未来的狂想都在美国的大都会中完美地实现--曼哈顿就是一座乌托邦之城。乌托邦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它意味着在尊重当代现实的基础上以一种富于激情的理性去把握趋势，规划理想的城市。

　　所以，马岩松把在美国都不能接受的“浮游之岛”搬到了北京CBD。他坚信，一定能实现。

　　于是有人像骂库哈斯一样骂马岩松了。关键之处不是形式的怪异，马岩松说他从来不关心形式，而是你的作品是否解决当代问题。马岩松认为他和张永和那一代的区别在于，他认为创造不在于把祖宗的东西来和现代拼贴，比院子是否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更重要的是：你如何考虑当代中国城市的密度问题、人际关系、权力和新的生活方式。旧建筑你可以喜欢，但它不是发展趋势；荷兰的老建筑很好，但现在人们更认它的新建筑，因为它解决了荷兰的当代问题。如果中国的当代问题是特殊的，那么马岩松的建筑也是特殊的，如果中国的当代问题全世界都一样，那么他的建筑拿到纽约也可以。

　　“尊重但不拘泥于传统”

　　马岩松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国内媒体和公众面前是因为2002年他的设计“浮游之岛”入围纽约世贸大厦设计方案，虽然最终因为造价和其他原因未能成为最后的赢家，然而他具有诗意的想象却让人记住了这个当年在耶鲁大学读研的中国学生。

　　毕业以后，马岩松和别人协同创办了设立在北京的美国MAD事务所，正如他的事务所取名为“MAD”寓意“疯狂”一样，他的设计理念以大胆、前卫著称。马岩松更像是一个顽童般的理想主义者，把大地当成了自己创造美感的奇妙空间，他的作品往往因为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巨大而成为前瞻性的概念建筑，基于造价和决策者的观念限制要从三维数字模型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在现实里构筑和建筑物的实用性是必需的，漂亮和复杂的外观是以烧钱为前提的。这种无奈让他一度将设计方案当成当代艺术来做，他这次展出的一个造型独特的“鱼缸”曾经参加过当代艺术展。